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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如此賺錢 融資焉能不貴

    發布時間:2019/4/24,瀏覽人次:1334

        銀行如此賺錢 融資焉能不貴

            關浣非  2019-04-18 14:10:22

     

    2018年仍是中國銀行業獲利頗豐的一年,整體銀行業凈利潤達1.83萬億元,其中國有六大行(工、農、中、建、交、郵儲)凈利潤超萬億元。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舊較大,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局面的改善緩慢。

     

    這不得不讓人發問:從整體經濟發展效率看,銀行業是否賺得越多就越好?目前中國的銀行業主要是基于政策法律賦予的特別地位在賺錢,還是憑借自身的經營和服務能力在賺錢?在貨幣供給相對寬松的條件下,為什么銀行借貸成本仍然上升?在推進中國經濟向質量增長轉變的過程中,銀行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做出哪些調整?為提高中國的信貸供給效率,尚需做出哪些方向性的調整和機制上的完善?在進一步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同時,如何進一步引進更有效率的信貸服務供給者,如何破除國內及海外信貸市場的聯系障礙,讓的優秀企業更便捷地獲得海外信貸市場的低成本信貸資源,從而緩解國內信貸長期存在的供求結構失衡的局面?

     

    這些都是在未來一段時間亟待做出解答并要做好制度安排的問題。

     

    銀行凈息差拉闊,企業融資成本難降

     

    融資難、融資貴是多年存在的痼疾,而中國又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經濟體系,銀行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近70%,銀行體系存在著市場集中度高、開放程度低、賣方市場、收益結構偏狹、存貸款基準利率約束等特點。所以,所謂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其實主要集中于銀行信貸領域。

     

    銀保監會發布的2018年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情況表數據顯示,銀行業去年的利息收入對整體利潤貢獻提升,非利息收入則出現逐季下降的趨勢,由一季度的占比24.48%降到了第四季度的22.11%,凈息差則由一季度的2.08%提升到第四季度的2.18%

     

    從幾家大的國有銀行去年的經營數據看,這些銀行都出現了利息收入上升、非利息收入占比下降的情況,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不算高,工商銀行占比18.7%,建設銀行占比18.67%,中國銀行17.30%,交通銀行占比19%

     

    從上述的一系列數據中不難得出結論:在銀行整體的凈息差持續拉闊的過程中,想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難度極大——去年中國銀行業利息收入占比繼續提高,意味著企業客戶信貸成本支出相對擴大。

     

    如果說“銀行躺著就把錢掙了”可能有些夸張,但若說“銀行坐著就把錢掙了”應不算過分。

     

    在貸款總量既定的情況下,如何分配信貸資源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這既會影響到某些經濟活動領域的信貸供求平衡程度,又會影響到信貸價格對某些行業客戶、某些背景客戶的漲落。而信貸資源配置結構過于偏斜,更勢必會導致某些信貸供給領域的供需緊張和價格提升。

     

    從2018年的情況來看,六大行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合計規模達到19.56萬億元,比2017年還增長了17%,其中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占了絕大多數,共計17.66萬億元。從新增貸款規模來看,六大行合計5.13萬億元,近一半,即2.53萬億元用于個人住房貸款,還有3710億元貸款給了房地產產業,占到7%。也就是說,近六成的新增貸款都給了房地產。

     

    在一些銀行眼里,企業生產經營貸款跟個人按揭貸款比,風險不確定,而且周期短、抵押物缺失,銀行信貸經理們需要審核大量的客戶資質,還要對還款負責。

     

    這無疑在銀行信貸資源分配導向上出現了偏差,由此必然會帶來對生產經營部門企業配置信貸資產的先天不足,這種供求不平衡也勢必會引發信貸價格的上揚。

     

    此外,去年的去杠桿、清理影子銀行等措施,雖然打擊了違規融資的現象,利于市場走向正軌,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信貸資金供給的緊絀局面,整體信貸價格節節攀升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需注意三大問題

     

    解決中國長期存在的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就能達到目的的事情,需要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監管政策引導機制、銀行內部信貸資源配置導向機制以及供給充分有效的貨幣市場機制的共同協調配合。

     

    在未來優化信貸供給的問題上,一個很關鍵方面,是要降低客戶的融資成本。圍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當下有幾方面問題需要盡快加以解決:

     

    一是政策從貨幣層面向信用層面傳導的時滯問題。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高度依賴商業銀行,而在過去1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貨幣政策傳導至信貸投放的時滯明顯在延長。而從信貸啟動到實體經濟的傳導速度則更加緩慢,銀行對某些領域的信貸投放時滯已在5個季度以上。因此,為縮短從貨幣層面到信用層面的時滯,應建立從金融穩定委員會到央行、監管機構直至商業銀行的快速傳導貨幣政策的推進體制和機制,清除各環節阻滯,及時地將貨幣政策目標轉化為商業銀行具體的信貸投放,最大限度地發揮信貸資源的勵優汰劣效用。

     

    二是存在已久的貨幣市場利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二軌如何合一的問題。說到底,這關系到如何實現貨幣政策最大效應的問題。如何將二軌并行變為一軌導引,最根本的著眼點還應放在最大程度發揮貨幣政策效應上。

     

    三是調節經濟活動,應從單純實行總量性貨幣政策向同時相機動用總量性貨幣政策和價格性貨幣政策的轉化過程中,更精準地運用好定向調整準備金、定向調整利率手段,以使貨幣政策能在揚抑某種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好的特定作用。

     

    在當下,完善商業銀行內部信貸傳導機制無疑是實現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目標的關鍵方面。而談到機制,必然要涉及到程序、流程和控制系統問題,涉及到銀行信貸結構調整、信貸規模控制、信貸成本抑制、信貸風險防控、信貸資金周轉、信貸資源效率等管理問題。在各個銀行內部,要建立不同所有制企業、不同行業企業、不同生產經營規模企業、不同風險水平企業信貸資產組合管理矩陣,按風險和收益變化適時進行調整和組合,防止在信貸資產的配置上出現畸輕畸重狀況。

     

    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不強,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的軟肋。按商業銀行的傳統管理機制和理念,即使是向實體經濟部門提供信貸,其成本也不低。欲真正解決實體經濟一些部門貸款貴問題,銀行業必須按照這些部門產業鏈條運行邏輯分門別類地形成鏈式信貸服務方案。

     

    供應鏈金融應成為未來產融結合的一個關鍵方面。為了進一步減低借貸成本,銀行除了通過優化負債結構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外,尤其要致力控制信貸的風險成本。

     

    可考慮建立風險偏好不同的銀行體系

     

    銀行貸款利率實際上包含了貸款壞賬損失部分,這部分貸款壞賬形成原因會有客戶方面的因素,也會有銀行本身風險甄別及控制不當所帶來的影響。若預計貸款風險過高,無疑會提高客戶的借貸成本;若預計貸款風險過低,又勢必會影響到銀行的收益。所以,盡可能避免出現對客戶信貸風險的判斷失誤及合理地確定信貸價格,將成為完善銀行信貸傳導機制的重要內容。

     

    長遠而論,銀行業信貸資源使用能否更具效率,歸根結底仍取決于全社會資金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只有有了銀行業資金組織、獲得的市場化,才會有銀行信貸價格的市場化,才會使得社會融資成本降低。出于滿足不同風險狀況的客戶需求,中國可考慮建立風險偏好不同的銀行體系。

     

    自幾年前科技金融業態異軍突起對傳統銀行業經營模式和收益結構造成沖擊和威脅以來,傳統銀行也開始在科技應用方面做出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應對,但囿于原有業務體系的紛繁和龐大,這些技術應用大多還都限定在服務客戶的前臺層面,有一些還是零敲碎打,對服務于控制客戶風險的技術投放、技術應用還不是很多。

     

    中國的整體信貸風險管理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已有了較大進步,但對一些客戶的關聯**易風險、順周期風險、由市場風險所引發的信用風險還缺少可預計、可防控的系統管理制度和系統控制,故在銀行的客戶中經常會出現貸款爆雷的情況,而且常常是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會給銀行造成幾億、幾十億甚至更大的貸款損失。若能通過建立起從制度上到系統上的對這類客戶的有效風險防控體系,減少對這類客戶的信貸資產投放,一方面可減少銀行的信貸風險損失,另一方面則可把這些為規避風險而節省下來的信貸資源投放到其他的更有需要的客戶中去。

     

    中國內地銀行業的信貸不良資產若能降到香港銀行業的水準,按2018年中國銀行業貸款總額110.5萬億元計算,可減少1.35萬億元不良貸款。按銀保監會公布的數據,2018年中國商業銀行累計核銷不良貸款9880億元,較上年多2590億元,增速超過35%;央行115日發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情況,2018年全年貸款核銷數額為1.02萬億元,比2017年多2565億元,增速達到33%。假如中國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不是達到如此水平或做如此多的撥備核銷,信貸資源配置空間勢必會大為改善,客戶的融資成本也將會大為降低。

     

    對內對外開放必不可少

     

    要解決中國金融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徹底對內對外開放必不可少。讓優秀金融機構進入到中國金融業的各個領域,增大金融供給端的服務廣度和深度,提高整體金融業的供給效率,可以滿足中國企業和私人部門在金融服務方面不斷產生的多樣化需要。

     

    在信貸供給方面,讓國際優秀信貸供給者進入到中國信貸市場,應成為未來開放的重點之一。通過這些優秀信貸供給者的進入,一方面協助中國打通與國外信貸市場的聯系,一方面則可借助他們的專業渠道、專業技術將中國的信貸風險向外部轉移。

     

    從更深的層面考慮,為增加信貸資產投放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未來一個時期尤其要做好增強基礎貨幣穩定性的工作,以逐步增大調整信貸資產結構的空間。

     

    影響基礎貨幣供給規模的因素不少,但對中國來說,對外貿易的順差盈余、外來投資的增減對基礎貨幣規模變化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自身出口產品的競爭性強弱、匯率的相對穩定程度高低、資本市場的效率優劣,都會對對外貿易、外來投資產生影響。若資本外流1萬億美元,對應就要收回約6.7萬億元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再加上5.56的貨幣乘數效應,m2供給或將減少35萬億元左右,傳導至信貸領域的緊縮效應會達至何種程度是不難想象的。

     

    因此,要解決中國信貸供給結構失衡及效率低問題,還必須對更大的中、宏觀經濟環境改善和市場建設做出系統的謀劃。

     

    (作者系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曾在香港及內地創建多家產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以上內容來自《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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